你说的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历史性相遇,因为文化用“交流和发展”来说很恰当.
举例说明：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
我们将要沿着当年徐霞客走过的路,去看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这里,我先请大家看一组历史图片：一是1850年左右法国传教士摄影的黄果树瀑布；二是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拍摄的黄果树照片；三是抗战时期来往于滇缅公路上运送战争物质的车辆途经黄果树瀑布的摄影；四是抗战时期途经黄果树的美国官兵与中国官兵的合影.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它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这是人与自然的相遇,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相遇——深藏在大山中的贵州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遇.
这样的相遇首先是贵州文化发展自身的需要.研究者说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移民性,真正的贵州本土居民只有仡佬族,其余都是外来的.因此,你和贵州的老百姓、贵州的农民聊天,谈起他们的祖先,十之八九都是移民,而且颇以此为自豪.贵州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大规模的移民有三次：一次是秦汉时期.居住在贵州周边的四川、湖南、两广、云南的氐羌、苗、瑶、百越等少数民族,还有汉族,都纷纷涌入贵州.第二次是明清时代.先是明代实行“调北填南”的政策,大批江南地区的军民到贵州屯军,安顺屯堡就是他们的后裔居住地,那里还保留着明代的服饰、风俗习惯.以后,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又有大量汉族移居贵州.第三次就是抗战时期.失去家园的北方人,被称为“下江人”的江南居民,纷纷到贵州避难,虽然抗战胜利以后又纷纷离去,但仍有不少人和他们的后代留了下来.这些移民同时带来了他们本地的文化,而逐渐演变成为贵州本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贵州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将各地方文化融合为一体.因此有研究者称,贵州文化是一种“多元会合型文化”,它具有能包容一切的弹性结构,有不断吸取外来新文化的要求,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要讨论的“贵州本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历史相遇”的内在条件.另外,在大山之外的人们看来,贵州永远是一个神秘的山国.若问它究竟有多么古老,我们不妨看一看最新的考古发现：贵州瓮安发现了距今5亿8千万年的动物化石,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化石.人类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也有几十万年(学术界有24万年、30万年、50万年诸说).在地理空间上,这块土地属于“古特堤斯海洋”(从贵州、云南、西藏,一直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广大地区)的北岸,这又是怎样一番空间景观!如此古老又这般蕴涵丰富的贵州,长期处于“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这本身就有一种魅力,从而引发“发现新大陆”的冲动,于是就有了一部“寻找、发现贵州”的历史.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地理的发现”有三次,而且三次探寻的路径都很接近.第一次是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明代的徐霞客从广西南丹入黔,经今之黔南-贵阳-安顺-黔西南入云南.他来到黄果树,为其“阔而大”所震撼：“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但从其上侧身下瞰,不免神悚.”(徐宏祖《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1] 76后来钱谦益称徐霞客游记是“世界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1] 288,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用说,徐霞客发现了“真、大、奇”的贵州地理文化.第二次是上世纪初的1902年10、11月,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从湖南晃州,经今之铜仁-黔东南-贵阳-安顺-黔西南入云南.他也到过黄果树,他发现的是文化人类学的贵州,在其后所写的学术论文里,提出苗族在族群系属方面与印度支那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了古代日本民族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次是抗战初期的1938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200多(一说300多)师生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19日从湖南出发,进入贵州,沿着黔东南-黔南-贵阳-安顺-黔西南这条线,最后进入云南,前后68天.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中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与学者,为什么会来到贵州,他们在贵州发现了什么?这样的发现对他们自身以至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什么意义?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历史性相遇,文化与文化的相遇课题,当区分两个不同的维度：历史与发生.
前者主要是历史—文化学的课题,包括历史社会的、历史经典的和历史文化观念诸
方面.
所谓“发生”的维度,乃是指现时态中的个体言说（此处所谓“个体言说”,
是从生存论释义学的语言理解来使用的.)
龚自珍,浙江杭州人,字瑶人。龚自珍小时候,常常在晚上依偎在母亲怀里,听母亲诵读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诗词,那些激越高昂和悲枪苍凉的诗句,时而使他兴奋,时而使他哀伤,在他的幼小心灵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龚自珍天资聪颖,勤学好问。他十二岁时,就跟随外祖父学习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后来又熟读了《春秋公羊传》等书。他最喜欢爱读北宋政治家。
文学家王安石的文章、竟将他的《上仁宗皇帝书》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九遍,并发誓要效法王安石,改革社会弊端,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公元1829年,龚自珍进行殿试的时候,效法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写了一篇犀利的政治论文,请求变法。他在这篇文章中大胆地议论从犯变乱的善后事宜,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见。阅卷大臣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认为龚山玲的文间语言过激,不合文法,把他的文章从优等拉了下来。
龚自珍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一直当内阁中书和礼部主事之类的小官由于他的改革政见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根本得不到升迁,些靠歌功颂德,阿澳奉承的小人们却连连升级。虽然有些混饭吃的官僚们看不起他,说他是“龚呆子”,但在社会上龚自珍的名字却广泛流传,此时,龚自珍已经是很有名气的文坛大师了。他的诗词和散文气势雄浑,感情充沛,文采横溢。龚自珍多才多艺善歌喜舞,笛子吹奏得悦耳动听。
他和著名学者,政治家林则徐、魏源都是至交好友,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他还积极地对向自己清教问题的青年给予耐心辅导,深得大家的敬重。龚自珍双目炯炯,前额宽大,目骨病出,满脸胡须。他在生活上不修边幅,十分俭朴,他的衣服常常是破了就补,补了再破,破了又补。但他为人却相当率直。常用可一波民和不相识的人饮酒,与大家什怀畅谈,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生活。当时,正值英帝国主主向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掠走白银,人民深受毒害之时,龚自珍坚决主张禁烟。
后来听说,道光皇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了广东禁烟,他喜不胜喜,立即写信给林则徐,为他出谋划策,还表示定大力协助,愿意和他一道去广东,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林则徐只好婉言谢绝了龚自珍的一番好意。清朝官场那种互相倾轧的生活,使龚自珍感到极其厌恶,林则徐虑门销烟,抗英有功,却反而发配充军,这使龚自珍再也不愿意在朝廷中呆下去了,第二年四月,便弃官回家。当他的车到达镇江的时候,镇江的老百姓正在举行迎神赛会,人们穿着彩服,高举仪仗,奏着鼓乐,演若杂戏,把玉皇大帝、风神、雷神等众神都迎出庙宇,抬着周游全城,大街小巷全挤满了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倾巢出动,热闹非凡。
龚自珍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兴奋不己,便停下车来,站在路旁凝神观望。主持迎神赛会的是一位老道士,他看到站在路旁观看的官员,便派人去询问,当他得知这位就是远近闻名的文坛大师龚自珍时。连忙放下手中的神棒,走过来向大师行礼,并再三恳求他代写一篇祭文。龚自珍推托不下,拿过笔来,眉头一皱当即挥毫泼墨,写成七言绝句一首:九州生气恃风雷,成下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似一声春雷,使人惊醒,让人沉思,催人奋发,后来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人们争相吟诵。龚自珍回到杭州老家,在书院主持讲学。两年以后,这位文坛大师,掀起近代改革风潮的勇敢战士,终因积劳成疾;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龚自珍带着深切的企盼离我们去了,但是他所盼望的救国人才,在后来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正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进行着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谱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龚自珍,浙江杭州人,字瑶人。龚自珍小时候,常常在晚上依偎在母亲怀里,听母亲诵读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诗词,那些激越高昂和悲枪苍凉的诗句,时而使他兴奋,时而使他哀伤,在他的幼小心灵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龚自珍天资聪颖,勤学好问。他十二岁时,就跟随外祖父学习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后来又熟读了《春秋公羊传》等书。他最喜欢爱读北宋政治家。
文学家王安石的文章、竟将他的《上仁宗皇帝书》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九遍,并发誓要效法王安石,改革社会弊端,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公元1829年,龚自珍进行殿试的时候,效法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写了一篇犀利的政治论文,请求变法。他在这篇文章中大胆地议论从犯变乱的善后事宜,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见。阅卷大臣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认为龚山玲的文间语言过激,不合文法,把他的文章从优等拉了下来。
龚自珍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一直当内阁中书和礼部主事之类的小官由于他的改革政见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根本得不到升迁,些靠歌功颂德,阿澳奉承的小人们却连连升级。虽然有些混饭吃的官僚们看不起他,说他是“龚呆子”,但在社会上龚自珍的名字却广泛流传,此时,龚自珍已经是很有名气的文坛大师了。他的诗词和散文气势雄浑,感情充沛,文采横溢。龚自珍多才多艺善歌喜舞,笛子吹奏得悦耳动听。
他和著名学者,政治家林则徐、魏源都是至交好友,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他还积极地对向自己清教问题的青年给予耐心辅导,深得大家的敬重。龚自珍双目炯炯,前额宽大,目骨病出,满脸胡须。他在生活上不修边幅,十分俭朴,他的衣服常常是破了就补,补了再破,破了又补。但他为人却相当率直。常用可一波民和不相识的人饮酒,与大家什怀畅谈,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生活。当时,正值英帝国主主向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掠走白银,人民深受毒害之时,龚自珍坚决主张禁烟。
后来听说,道光皇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了广东禁烟,他喜不胜喜,立即写信给林则徐,为他出谋划策,还表示定大力协助,愿意和他一道去广东,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林则徐只好婉言谢绝了龚自珍的一番好意。清朝官场那种互相倾轧的生活,使龚自珍感到极其厌恶,林则徐虑门销烟,抗英有功,却反而发配充军,这使龚自珍再也不愿意在朝廷中呆下去了,第二年四月,便弃官回家。当他的车到达镇江的时候,镇江的老百姓正在举行迎神赛会,人们穿着彩服,高举仪仗,奏着鼓乐,演若杂戏,把玉皇大帝、风神、雷神等众神都迎出庙宇,抬着周游全城,大街小巷全挤满了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倾巢出动,热闹非凡。
龚自珍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兴奋不己,便停下车来,站在路旁凝神观望。主持迎神赛会的是一位老道士,他看到站在路旁观看的官员,便派人去询问,当他得知这位就是远近闻名的文坛大师龚自珍时。连忙放下手中的神棒,走过来向大师行礼,并再三恳求他代写一篇祭文。龚自珍推托不下,拿过笔来,眉头一皱当即挥毫泼墨,写成七言绝句一首:九州生气恃风雷,成下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似一声春雷,使人惊醒,让人沉思,催人奋发,后来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人们争相吟诵。龚自珍回到杭州老家,在书院主持讲学。两年以后,这位文坛大师,掀起近代改革风潮的勇敢战士,终因积劳成疾;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龚自珍带着深切的企盼离我们去了,但是他所盼望的救国人才,在后来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正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进行着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谱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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